旧体诗创作系列谈之一：诗弊

旌  遥

当代华人世界中，还有很多人钟情于旧体诗。不仅吟哦诵读，而且操笔命诗。一些新闻媒体为保留中国文脉余绪，也在副刊里开辟了旧体诗专栏，但水平差别很大。高下之别不仅在于作者才力功底，而且在编辑选稿的标准，或者说编辑对这一文体传统精神的把握。
大略观去，当代格律诗比起唐诗来，一是离现实远了，二是少了很多韵味。可以说，当代旧体诗的通病都是一样的。

“颂诗”盛行竟为何？

在此，我们试以中国传统诗评中“风雅颂赋比兴”这几个范畴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。
“风雅颂赋比兴”，古人谓之“六义”，是用以分析《诗经》的诗学范畴。按通常理解，“风雅颂”是内容的分类，“赋比兴”是艺术手法的分类。
先说风雅颂。笔者借用古意，解释以唐诗为代表的格律诗。我将“风”等同“讽”，指具有现实批判性的诗歌；雅，等同于唐诗中表达个人情怀、朋友离别、人生品味的诗歌；将“颂”等同于歌颂型诗歌。
以此而论，当今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诗刊》、《中华诗词》以及各地报刊上的格律诗，是以“颂”为主，而“雅”次之，“风”最弱。比起杜甫、李白、白居易、杜牧这些模范来，当代格律诗最缺少的是“风骨”，是对真实世界的真实感受。
其实，“颂诗”不是不能写，但按照古今中外艺术规律而言，艺术家赞叹的对象应该是永恒的人性，而不是具体的政治实体、政策法规。而且，文学艺术的本质功能在于抒发个人情怀或者表现普遍的人性。“颂诗”无论在中外，都是“最下格”。
写“颂诗”在这个世界是如此普遍、如此顽强。笔者一位姑父在“文革”中受尽迫害，差点被打死。“文革”后，我读到他的诗，很多是文革期间写成的，居然也是“处处莺歌燕舞”之类。即便文革结束了，他也没有能将这种文体转化为个人精神的写照。直到去世，他可能都不知道“诗可以怨”。
像我这位姑父这样的格律诗作者，在我接触的范围内很多，有老年的，有中年的。这不仅是诗歌的衰落，而且在更深的意义上，是人性的扭曲、精神的衰败。一想到此，我就感到莫名的悲哀。我真想对他们说：格律诗并非你们头上的羽翎，不是用来装点门面，也不只是用来歌颂的。只有当格律诗变成你个人日记的时候，你才可能写好。

当代旧体诗最弱在“赋”

再说赋比兴。
赋比兴是诗歌创作的三种基本方法。历代对这个三个字解释很多，宋代学者李仲蒙的认识比较切合实际。他认为：“叙物以言情谓之赋，情物尽者也；索物以托情谓之比,情附物者也；触物以起情谓之兴，物动情者也。”用今天的话来理解，赋就是叙述和描写，比就是比喻，兴就是起兴，类似于象征。
从易到难说，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（李商隐）是比喻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是起兴，也是象征，是为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这两句作发端。中国诗歌发展早期，如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中，比和兴被大量运用，几乎到了无比兴不成诗的地步。但诗歌发展到唐代，尤其在格律诗或曰“近体诗”中，由于字数被严格限制，“兴”已经较少用（但在唐代的歌行体和古体诗中仍大量运用），“比”虽也在用，但并不像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那么普遍。用得最多的还是“赋”——叙事和描写。
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
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
——李白《送孟浩然之广陵》
全篇是“赋”，只是在叙事和描写中，包含了作者依依惜别之情以及对自然美景的感慨。一直目送朋友的航船消失在天际，说明作者在江岸上站了很久、望了很久。“长江天际流”又隐含“我的思念也似这浩漫的江水一样，伴你走向天涯”这样的意思。这是唐诗的典型写法。宋代以后以理入诗，“赋”的功能下降而理的作用上升。

学诗宜直取源头

一首宋诗这样写：
尽日寻春不见春，芒鞋踏遍陇头云。
归来笑拈梅花嗅，春在枝头已十分。
如果说，唐诗以抒情见长，宋诗则以说理为胜。上面这首就是典型的宋诗，作者为什么要写？因为想表现自己的一种“认识”或者说“感悟”，对外在景物的描写、对叙事的推敲，就相对地忽略了。
这种诗风影响到今天，当代格律诗的叙述和描写与唐诗相比，水平大大下降。以理入诗、以口号入诗非常盛行，故诗歌容易流于枯涩、浅白，少有余蕴。这也是“文革”的“传统”之一。
向唐诗学习，恢复叙事、描写能力和融情于赋的传统，是提高创作水平的重要一环。
在“赋”的时候，描写要准确，要像优秀的新闻作品那样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不能随意使用全称判断，比如“到处有知音”、“年年总是春”这类诗句，是经不起推敲的。
笔者在创作中也以叙事和描写为主，如绝句：“半日与云翔，驱车度粤湘。回观所来径，峰壑莽苍苍。”前面三句全是“赋”，第四句其实也是，只不过其中暗含了作者的感叹，但感叹的是什么，又没有明说出来。这样写就比较含蓄，而且符合当时“游目骋怀”的心境。当然，与唐诗名篇相比，笔者的诗还是差得很远。